【原文】
孟子曰：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；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；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适诸侯曰巡狩，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。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养老尊贤，俊杰在位，则有庆，庆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芜，遗老失贤，掊克在位，则有让。一不朝，则贬其爵；再不朝，则削其地；三不朝，则六师移之。是故天子讨而不伐，诸侯伐而不讨。五霸者，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，故曰：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五霸，桓公为盛。葵丘之会诸侯，束牲、载书而不歃血。初命曰：‘诛不孝，无易树子，无以妾为妻。’再命曰：‘尊贤育才，以彰有德。’三命曰：‘敬老慈幼，无忘宾旅。’四命曰：‘士无世官，官事无摄，取士必得，无专杀大夫。’五命曰：‘无曲防，无遏籴，无有封而不告。’曰：‘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后，言归于好。’今之诸侯，皆犯此五禁，故曰：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长君之恶其罪小，逢君之恶其罪大。今之大夫，皆逢君之恶，故曰：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”
【注释】
1.五霸：指春秋时期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。即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。
2.三王：指先周时期称王的三个王，即夏禹王、商汤王、周文王。
3.掊：（paou投）《说文》：“掊，杷也。今盐官入水取盐为掊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：“见地如钩状，掊视得鼎。”宋王安石《兼并》：“俗吏不知方，掊克乃为材。本义为五指扒土，后引伸为聚敛，搜括之意。
4.让：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“且让之。”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让不贡。”《小尔雅》：“诘责以辞谓之让。”《史记·齐世家》：“鲁人以为让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让，相责让也。”《广雅》：“让,责也。”这里用为责备之意。
5.搂：（lou髅）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“搂，曳聚也。”《广韵·侯韵》：“搂，曳也。”这里用为拉拢之意。
6.葵丘：春秋时宋国地名，在今河南兰考、民权县境内。齐桓公于公元前年在葵丘邀集鲁、宋、卫、许、曹等国代表结成同盟，从而确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。
7.载书：《左传·昭公十五年》：“夫有勋而不废，有绩而载。”萧统《文选序》：“推而广之，不可胜载矣。”载书即盟书，是记载盟约的文件。
8.歃（sha霎）血：《史记·平原君虞卿列传》：“王当歃血而定从，次者吾君，次者遂。”古人盟会时，微饮牲血，或含于口中，或涂于口旁，以示信守誓言的诚意。葵丘之盟不杀牲口，不用牲畜血，而是用书写的文字表示诚意。
【译文】
孟子说：“所谓的五霸，是三个圣王的罪人。如今的诸侯，亦是五霸的罪人。如今的大夫，是如今诸侯的罪人。天子出来到各诸侯国，称为巡狩。诸侯君主去朝见天子，称为述职。春天视察春耕补助困难的人，秋季视察收藏情况而帮助不够的人。进入到诸侯封地，如果土地是开辟的，田野是治理的，人民养老尊贤，有才能的人在位，就奖励，奖励其以土地。进入到诸侯封地，如果土地是荒芜的，遗弃老人失去贤才，搜括掠夺的人在位，就责备。第一次不朝觐，就贬损其爵位，再不朝觐就削减其土地，第三次不朝觐就派六师兵力移到他的封地上。所以天子声讨他而不征伐他，诸侯则是征伐而不声讨。所谓的五霸，是拉拢一部分诸侯去征伐另一部分诸侯。所以说，五霸者，是三个圣王的罪人。五霸中齐桓公最势力最大，在葵丘盟会诸侯，捆束牲畜，文字为盟书而不用牲畜血。第一次盟会，就共同宣称：‘诛杀不孝，不轻易改变太子，不以妾为正妻。’第二次盟会就共同宣称：‘尊敬贤能，培育贤才，表彰有道德的人。’第三次盟会就共同宣称：‘尊敬老人，慈爱儿童，不轻慢宾客旅人。’第四次盟会就共同宣称：‘读书人的官职不世袭，公职不兼摄，选拔读书人要合格，不要专横杀戳大夫官员。’第五次盟会就共同宣称：‘不随意修筑堤防，不制止互购粮食，不能有封爵而不报告。’还宣誓：‘凡是一起参加盟誓的，既然签了盟约之后，恢复平常的和平友好。’如今的诸侯都违反了这五条盟誓。所以说，如今的诸侯，都是五霸的罪人。助长国君的恶行，其罪还小；迎合国君的恶行，罪就大了。如今的大夫，都是在迎合国君的恶行，所以说，如今的大夫，都是如今诸侯的罪人。”
【赏析】
孟子回顾了三王时期，即周朝以前的三个圣王，认为他们是遵守社会行为规范而有最佳行为方式的君王。而春秋时期的五霸，虽提倡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，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不好，是霸道政治，因此是三王的罪人。到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的诸侯，既不遵守社会行为规范，又不选择最佳行为方式，故而更坏，因此是五霸的罪人。而现在诸侯们手下的官员比诸侯们更坏，因此是现在的诸侯的罪人。
孟子这其实是针对诸侯国君和士大夫阶级而言的，不仅是平民百姓，或是读书人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，就是大夫级官员、诸侯君主，也要而且更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。春秋时各诸侯国虽然都在争霸称霸，但毕竟还奉着一个周王——当时的中央政府，承认有一个政治中心。这就是等于还承认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行为规范。而五霸以后，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，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、虢等国所占据，周所能控制的范围，仅限于洛邑四周。疆域的缩小，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，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，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少。周王经常向诸侯求车、求赙、求金，失去了昔日的尊严，已和一般小国无别。这就是说，整个周朝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已彻底崩溃。各诸侯国不再承认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。而这种状况发展到孔子死后就更为严重了。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，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。鲁、宋、郑、齐、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，到战国时期，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，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。
鲁国在僖公时，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，其后代称季孙氏。季友之兄庆父、叔牙之后为孟孙氏、叔孙氏。这三家皆为桓公之后，故称三桓。僖公以后到春秋末，鲁的政权基本上由三家所把持。襄公时，季孙宿执政，三分公室，鲁君实力被削弱。到昭公时，昭公被逐出鲁国，流浪在外七年而卒。《左传》说：“鲁君世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。”由于季氏颇得民心，故鲁国出现“民不知君”的现象。但随着三桓势力的过于强大，三桓的家臣也非同一般。在春秋晚期，南蒯、阳虎、侯犯等先后起来反对季氏和叔孙氏，象阳虎就一度执掌鲁的大权，即所谓的“陪臣执国命”。由此又反映出三家也在走向衰微。
宋国的卿大夫和鲁一样，以公族子孙为主，如有戴公之后的华、乐、老、皇四家，后来有桓公之后的鱼、荡、鳞、向四家。整个春秋时期，宋国的执政不出于戴、桓两族，其中尤以戴族为多。各大族的倾轧很激烈，到春秋晚期，桓氏势力被铲除，剩下戴族的乐、皇几家。
郑国的执政以穆公后人为主。穆公有十三子，其中罕、驷、丰、游、印、国、良七家为强族，即所谓的七穆。从春秋中期到晚期，任郑执政者不出这七家。
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、高二氏掌握大权，以后又有崔、庆二氏，这四家都是齐的公族。属于异姓贵族者有姬姓的鲍氏和妫姓的田氏。田完本为陈国的公子，后逃到齐，桓公使其为工正。齐庄公时，田氏渐渐得势。景公时，田乞为大夫。田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，“其收赋税于民，以小斗受其粟，予民以大斗”，以此来笼络人心，抬高田氏在齐国的声望。景公死后，田氏灭国、高二氏，田乞专齐政。到其子田常时，鲍氏、晏氏也为田氏所除，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。到田盘时，田氏的宗族“尽为齐都邑大夫”。田氏在外则和晋通使，成为齐国的实际统治者，齐宣公则有名无实。后田氏废康公（宣公子），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。
晋国从献公时起，不许立公子、公孙为贵族，公子、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于他国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晋无公族”，为春秋时他国所无的现象。排斥公族，导致异姓或国姓中疏远的卿大夫得势。文公、襄公时，狐、赵、先、郤、胥等氏颇有权势，以后又有韩、魏、栾、范、荀氏等强大宗族。春秋中期以后，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。从厉公时起，郤氏、胥氏、栾氏被翦除，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、魏、韩、范、中行氏。后来赵又灭范、中行氏。春秋末年，智氏最强，赵联合韩、魏而消灭智氏。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，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。到战国初年，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，晋国乃分成赵、魏、韩三国。
由于“礼”的破坏，各诸侯国不得不强调“法”制，公元前536年，郑国“铸刑书”，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。公元前513年，晋国铸刑鼎，以公布范鞅所作的刑书。公元前501年，郑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。在此以前，所谓“议事以制”，就是判决者往往临事作出惩罚标准，缺乏成文性材料的依据。而在刑法条文公布之后，官吏或贵族的专横独断受到抑制，这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，并对以后战国时期刑法条文的完善具有深远的影响。虽然在周王朝初期也有法制，但那时的法制只是为了惩治有罪的人，整个社会秩序还是依靠社会行为规范而维系着的。
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，为了私有利益，无视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，致使君权削弱，“权去公室，政在家门”。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，引起内乱频繁发生。这就是无视于周王朝的社会行为规范而造成的后果，所以孟子称他们是三王的罪人。
